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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育新视野-第三期
发布时间:2010-12-30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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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育新视野
解读双语教育政策、关注双语教育研究
沟通双语教育信息、促进双语教育发展
2010
第 3 期
 
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心               主办
                                                            
 
双语教育研究
语言与文化比较研究
翻译理论与实践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综述
王阿舒[1] 孟凡丽
[摘 要]在过去的50多年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认真贯彻中央的语言政策,实施对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演变中,可以看出新疆在不断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经验,紧密结合国情、区情,努力营造一个更加优化的双语和多语教育环境,为双语教育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证。
[关键词]新疆; 少数民族; 双语教育政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化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语言与文化的交汇之地。世界六大语系中的三大语系的语言汇集在这里。在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塔塔尔、达斡尔和俄罗斯13个世居民族中,除汉族、回族和满族通用汉语汉文外,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不但有语言,还有本民族的文字。长期以来,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优良传统,已形成了多种双语类型,其中又以“民—汉”双语型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废除了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开创了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充分尊重。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1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1951年政务院批准的《关于第一次全国各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1952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同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02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都对少数民族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平等权利作出了法律和政策上的保障,强调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并为少数民族地区双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依据。以国家的政策、法律为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逐步确定了民族语文与汉语文(双语)的关系,制定了少数民族以学习、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为主,同时又自愿学习、使用汉语文的语言政策和双语教育政策。回顾新疆50多年的双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疆双语教育政策的形成期(1950~1976)
新中国建国初期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明确了我国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并使少数民族语文的使用范围史无前例地扩大了。民族语文不仅是少数民族的日常交际工具,而且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工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处理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上,突出了民族语文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新疆依据国家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制定了相应的语言政策,突出了以民文为主、民汉两种语言并用的原则,同时提出了民汉互学语言的双语政策。“以民文为主”,即少数民族认真学习、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这对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贯彻和落实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继承和发扬新疆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加速新疆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新疆有传统语言和文字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少数民族在学校教育中均采用母语授课,建立起了从小学到高中乃至到大学的民族教育体系。“民汉两种语言并用”则是要服从汉语是我国通用语这个大前提,二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新疆在学习、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的同时,又不能忽视汉语的学习和使用,必须实施二者相结合的双语政策。
这一时期,双语教育尚处于潜学科状态,双语教育研究的学科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在民族学校中开展民、汉双语教育还没有成为大多数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决策部门的自觉行动。但是有关民汉两种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的双语政策及广义的双语教育的政策却包含在有关法规和重要文件中。1950年,新疆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目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要求少数民族学生选修“国文”及俄文,汉族学生选修俄文或维吾尔文。1957年3月,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改进和加强汉族干部学习本地民族语文、本地民族干部学习汉语文的工作,首次从双语政策的角度对民汉学生和民汉干部职工互学语言作出了规定。1956年召开的第二届中等教育会议和1960年自治区教育厅下发的《关于改进提高民族中学汉语教学工作的通知》都对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提出了明确要求,明确规定了汉语课是民族中学主要学科之一,并从小学到大学,对每一个教育层次汉语教学的课时安排、教学目标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从以上有关文件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新疆的双语教育政策已初步形成。这对于加强民汉之间的文化交融、促进民族团结、推进新疆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新疆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期(1977~1990)
1976年,新疆各项事业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民族教育也走上了复兴之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民族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地位日益突出。双语教育研究逐渐开展起来,但对双语理论和双语教学方面的研究仍存在诸如把“汉语教学”与“双语教学”或“双语教育”相混淆等尚未理清的理论问题。
这一阶段,虽然仍未明确地提出“双语教育”的概念,但已涉及双语教育的方方面面,如设置管理机构、加强领导、调整教学计划、明确培养目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教材建设等等。尤其是首次提出了“民汉兼通”,并把“民汉兼通”作为双语教育的基本方针,充分显示了新疆双语教育政策快速发展的轨迹。
1977年以后,自治区教育厅多次下发文件,就汉语教学问题作出明确规定。1978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决定:民族小学从三年级开设汉语课,到1995年,高中毕业生要达到“民汉兼通”。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双语教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84年,自治区党委提出:“各级党委要把加强汉语教学工作当做加速培养少数民族建设人才的一件大事来抓……”同年,自治区教育厅下发了《关于贯彻自治区党委(84)3号文件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汉语课视为民族中小学最重要的工具课之一,把“民汉兼通”作为汉语教学的基本方针。再次要求民族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开设汉语课,直到高中毕业。重点中学或城市的高中争取在1994年实现汉语基本过关的奋斗目标;城镇或低一级地区的民族中学也要争取在1996年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文件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建设一支合格的师资队伍,加强教材建设。要求汉语课应严格实行考试和成绩考核制度;规定大专院校招收民族考生,要加试汉语,并逐年提高计分比例。文件规定,在自治区教育厅普教处设立汉语教学研究室,并要求各地、州、市教育局(处)教学研究室也要组建汉语教学研究组。1985年,自治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定》和1986年自治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的决定》都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学校的汉语教学工作,并把搞好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工作列为自治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1985年9月教育厅发出《关于调整五年制小学部分课程计划的通知》,要求城镇民族小学从1985年新学年起,必须开设汉语课,并开足课时,农牧区民族小学积极创造条件,于1987年开设汉语课。1987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提出:“要把加强和改革民族学校汉语教学工作作为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开发振兴新疆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这是自治区第一次把双语教育工作提高到“战略”层次来认识。当年,自治区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工作的几项措施》中提出:扩大师范院校汉语专业招生名额;制定中小学汉语教师培训规划,实行自治区、地、县三级分工负责;稳定现有汉语教师队伍;从1988年开始,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汉语按100分计算成绩,区内中专、技工学校招生加试汉语;充分利用现有电化教学手段,努力实现汉语教学现代化。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双语教育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要求进一步明确、具体和系统化,从而使自治区双语教育工作在经历了10年浩劫之后,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三、新疆双语教育政策的完善期(1991年以后)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信息化、一体化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少数民族对汉语的学习有了更加迫切的需求。这些变化,必然对原有的双语教育模式提出了调整和革新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国外双语教育理论的引进及国内外成功的双语教育实验的影响,新疆的双语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双语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各类双语教育改革实验大规模开展,建立了相应的学术团体,形成了一支双语和双语教育研究队伍,编写了成龙配套的双语教材,这些对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这一时期,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有关教育部门对双语教育作出的各项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在新的历史阶段,双语教育的方针、任务、地位和作用,确定了双语教育的指导思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办法和措施,对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明确提出了“双语教学”、“双语教育”的概念,虽然两个概念仍常常混用。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双语政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双语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1992年,自治区召开了第二届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了“双语是提高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的理念。1993年,自治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从此新疆的语言文字工作及双语教育工作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1999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把加强汉语教学作为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200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决定〉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2001年到2010年期间改进和加强“双语”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在继续巩固少数民族母语教学的同时,切实加强汉语教学在初、中等教育中的突出地位,在中、高等教育阶段的主导地位,力争使汉语教学在各级各类教育中有较大发展,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全区普遍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汉语课。
2.特别强调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双语师资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双语教学的质量。在这一阶段下发的文件中多次提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1999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关于转发自治区教委〈关于大力开展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和加强汉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加强汉语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双语”水平和教学质量,是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突破口。200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决定〉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培养一支合格的“双语型”少数民族教师队伍,加强汉语教师培训基地建设,认真实施国家《支援新疆汉语教师工作方案》,并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方式,逐步开展对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培训。同年,启动内地高校援疆师资培训项目、少数民族双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少数民族骨干教师赴内地学习进修项目、新疆新增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学校双语教学骨干力量。继续实施“新疆中小学中青年汉语骨干教师培训工程”,严格选拔标准,改进培训模式。根据自治区少数民族学校开展汉语教学的规划,对少数民族教师进行汉语培训,力争到2004年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水平分别达到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的3级、4级、5级、6级或相应水平。
3.开展多种形式的双语教育实验
新疆双语教学实验始于1992年。是年5月,自治区教委决定在乌鲁木齐、塔城和吐鲁番地区进行双语授课实验,大规模双语教学由此开始。1993年,自治区教委召开了“自治区民族学生部分学科汉语授课实验研讨会”。1996年,自治区教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中学部分学科汉语授课“民汉兼通”工作八点意见的通知》充分肯定了这项实验有利于提高新疆民族教育质量,有利于加速培养高水平、高层次的少数民族各类人才。1997年,自治区教委制定出台了《自治区少数民族学生双语授课实验方案》,明确提出实验的目的,并对实验的规模和基本条件、实验班管理、教材与课程计划作了详细说明。《方案》的颁布,标志着这项实验步入有序、稳步的发展阶段。2000年,在教育部的组织领导下,在内地12个城市举办了内地新疆高中班,丰富了双语教育的办学模式。200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决定〉的意见》明确提出:积极扩大“双语”授课实验范围,县(市)以上中学都要开设“双语”授课实验班,县(市)中学全部过渡到“双语”授课实验班的教学模式。同年,自治区决定在新疆各地条件较好的中学开办初中双语实验班。2005年,自治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意见》提出:“大力加强农村少数民族学前教育;积极推进与学前教育相适应的少数民族小学‘双语教学模式改革’。”至此,自治区把双语实验由高中到初中直至下移到学前班,体现了改变以往封闭式民族教育体系的决心。
4.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双语教育的发展
2001年,自治区党委又提出:多民族聚居区要加快民汉合校、民民合校和民汉学生混合编班的步伐。200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决定〉的意见》明确指出:鼓励中小学创造条件实行“民汉合校”或“混合编班”;要求加强对“双语”教学的研究,逐步形成“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2004年3月,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明确“双语”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加大汉语教学力度,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全面提高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水平,加快建设适应“双语”教学要求的教师队伍;加强对“双语”教学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双语”教学保障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规模开展的各类双语教育改革实验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有关双语教育的理论与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因此,可以说双语教育政策逐步进入了完善时期。
 

语言与文化比较研究
 
帕米尔高原塔吉克农业环境变迁与文化适应调查研究
刘 明[2]
 
摘 要:文章基于作者在帕米尔高原大同乡阿依克日克村和移民搬迁后的岳普湖县塔吉克阿巴提镇塔吉克族农业方面的调查,从农业发展、种植作物和生产工具等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第一,塔吉克人放弃种植豌豆、青稞等作物;开始种植苜蓿和棉花等作物以提高人均收入。第二,塔吉克人了解并接受更多关于作物种植、栽培、收获的技术。第三,塔吉克人开始逐步学习使用坎土曼,并学习开拖拉机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人进行相关的适应研究还需要长期跟踪调查以及回访等,以便掌握更多的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帕米尔;塔吉克族;农业;调查
 
由于地处高寒山区,交通、信息闭塞,生态环境恶劣,农牧业生产条件极差,雪灾、地震、寒流、泥石流、洪水等各类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牧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致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各项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对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少数特困村,要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实行开发式的移民”。1996年10月在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王乐泉书记指出:“对那些确实不具备起码发展条件的地方,要下决心,把贫困户搬迁出去,实行异地开发,易地安置。”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主席也指出:“对那些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可结合当前的水土开发建设,有计划、有组织地移民,进行异地开发,这是解决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贫困群众温饱问题的有效办法。”喀什地区环境保护局认为:尽快实施《塔吉克阿巴提镇移民搬迁区五年开发建设项目规划》对改善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作用。[3]
长期以来,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粮食无法自给,2万多牧民一直处于较贫困状态。1998年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626元,畜牧业受到严重制约,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落后。对此,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加大对塔什库尔干扶贫力度,2000年3月至11月,将203户农牧民搬迁到气候、环境、土地条件好的塔吉克阿巴提镇,至2001年这项搬迁工作计划完成“四通四有五配套”后,将有1万人在这里定居。那么,当塔吉克人从帕米尔高原搬迁至岳普湖县塔吉克阿巴提镇后,在生产和生活方面会适应吗?业已形成的传统农业文化又会受到怎样的挑战?本文就是基于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田野调查工作。
一、大同乡阿依克日克村的农业
阿依克日克村在生产上长期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而自然条件对于这样的经济生活,是起了相当大的影响的。一方面,本村既有较好的天然牧场,可以发展畜牧业,又有若干小块冲积土层、充沛的水源和比较温和的气候,可以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可耕地不多而且产量低,牧场的面积有限,而且分散,牲畜也不多,单靠一种生产难以生活。因此,本村绝大多数居民都有一些土地和牲畜。
(一)大同乡阿依克日克村农业发展的整体情况
大同乡位于塔什库尔干县的东部,距县城直线距离100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周边分别与莎车县的达木斯尔乡接壤,北部与布伦木沙乡接壤,南部与阿克陶县的塔尔塔吉克民族乡接壤,西部与瓦恰乡和库克西鲁格乡接壤,总面积2147平方公里,乡里没有集贸市场。 2005年,大同乡全年经济总收入360.5万元,增长11.3%,其中第一产业231.4万元 增长24.7%,第二产业17.3万元,递减17%;第三产业117.4万元,增长366.7%;人均纯收入1183元,增收185元。
表1-1:大同乡人口、耕地面积情况
指标
一村
二村
三村
四村
合计
总户
62
146
45
64
317
总人口
362
676
226
373
1637
总劳动力
89
181
60
110
440
总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636
521
445
544
2146
总耕地面积(亩)
428
760
468
302
1958
总粮食产量
140298
249128
153410
98995
641831
总畜量
4220
3424
1546
2929
12119
人均收入
1184
1178
1178
1200
1184
(资料来源: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工作八项基本情况表,内部资料)
二村即阿依克日克村,居住户数和总人口数最多,但较为分散。共有5个小队,分别是:达尤拉甫、坤达洛克、奥依卡力克、阿莫厄斯和普勒核莫。在上表中,二村总土地面积是521平方公里,却有总耕地面积760亩,这是由于二村采取“一年两种”,即“春小麦”和“冬小麦”;所以,同一块土地面积有时要被耕地两次,自然要算做是总耕地面积之内。
表1-2:大同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内容/村
一村
二村
三村
四村
总计
水渠条数
-
4
3
6
13
长度
-
1050
700
1828
3570
新修水渠
46
43
19
20
128
长度
10000
26500
17000
18000
71500
新开荒地
14.5
6
30
3
53.5
改良土地
16
41
11
50
118
由于二村以农业为主,牧业为副;村里较为重视农业用水设施,从其改良土地和新开荒土地这两项数据上可以看出:在土地使用方面,近些年更加重视土地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表1-3:2006年上半年农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内容﹨村
一 村
二 村
三 村
四 村
合 计
总耕地面积
428
760
468
302
1958
 
冬小麦
4
362
100
110
576
春小麦
105
84
146
40
375
总计
109
446
246
150
951
 
地膜玉米
197
82
-
30
309
无地膜玉米
-
61
-
-
61
总计
197
143
-
30
370
 
豌豆
27
67
-
29
123
青稞
95
104
171
93
463
总计
122
171
171
122
586
使用地膜
780
328
120
-
1228
使用种子
10008
15200
9360
6040
40608
使用农家肥
214000
380000
234000
151000
979000
磷肥
-
5430
2000
2200
9630
尿素
1970
7600
1000
1058
11628
维修水渠
1.5
2.5
2
1.5
7.5
上表反映了当代阿依克日克村农业生产的变化,表现在: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作物种植的改变;地膜、化肥等现代农业用品的使用情况和水渠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均有所提高。
表1-4:大同乡“十一五”农村经济规划
年度
内容
2005年
(元)
2006年
(元)
2007年
(元)
2008年
(元)
2009年
(元)
2010年
(元)
农村经济总收入
3604990
3704990
3815500
3995500
4130500
4301000
第一产业
总收入
2314389
2334143
2384653
2444653
2519653
2660143
总费用
964637
980340
782166
668368
607488
537131
纯收入
1349757
1353803
1602487
1776285
1912165
2106861
人均纯收入
824
881
1115
1328
1546
1853
第二产业
总收入
173221
185249
205259
225259
245259
270259
总费用
72198
77804
65682
62351
59131
54051
纯收入
101023
107804
139577
162908
186128
216208
人均纯收入
62
70
98
122
150
190
第三产业
总收入
1117380
1185598
1215598
1255598
1295598
1370598
总费用
465723
335198
395069
347549
259120
268119
纯收入
651657
850400
820529
908049
1036478
1092479
人均纯收入
398
553
571
679
838
961
总净收入
2102148
2311648
2563608
2846473
3134558
3415548
总人口
1637
1537
1437
1337
1237
1137
全乡人均纯收入
1284
1504
1784
2129
2534
3004
人均同比增长
185
220
280
345
405
470
上表中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总人口数减少100人,这100人到哪里去了呢?按照“‘十一五’期间,完成移民搬迁1566户7657人,使搬迁农牧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基本达到小康”的目标,我国有近1/4的塔吉克族将要施行搬迁计划。也就意味着每个乡有近100人的规划任务。
(二)阿依克日克村种植作物
现如今,人们较为普遍地种植小麦、玉米、大豆、豌豆和青稞等,与传统种植作物相比,糜子、胡麻、蚕豆等较少种植;豌豆经常是作为人们的零食,从地里拔出未经加工直接食用;而豌豆株可用作饲料喂牲畜。青稞更多的是煮好后和其他秸杆混合起来喂牛。家住达尤拉甫的依尔其证实了青稞功用的转变过程,“以前种青稞是为了打馕、人吃;现在种青稞是给牲畜吃;青稞,我们这里6月底收获,一年种一次。”
个案1-1:达吾拉依·买买提(男,塔吉克族,20岁,主要在家做农活,如种田、割麦、打草等,家住达尤拉甫01号):我们家种了小麦、玉米、大豆、青稞和西瓜。其中,小麦有4亩地,是10月份撒种,次年6月25日收获,收获的时候主要是一家人自己做。玉米有2亩地,自己留的种子,4月25日至5月初撒种,10月份收获。今年开始,政府让种麦子,种玉米也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给牲畜。大豆有1亩地,6月开始撒种,9月份收获。青稞1亩地,5月中旬撒种,7月中旬可以收获,今年收了3袋子,主要是给驴、山羊等牲畜吃。西瓜,为了自己吃,种了很小的地,5月开始撒种,8月份可以收获,政府让我们搞一个水果园。
在上述访谈中,我们得到了以下信息:第一,种植作物的种类有小麦、玉米、大豆、青稞和西瓜。在上述这些农作物说明:阿依克日克村种植作物品种不是很丰富,居民的饮食是以面食为主;其次,可以推断其牲畜较多或是草场较少,并且经济来源不宽裕,否则不用专门种植玉米和青稞来喂养牲畜,或者也可以采取从外地买草的方式来喂养;此外,水果等也进入农民的家庭,但尚未成为经济作物,只是供自己食用。第二,农业种植时间主要集中在4~6月份,我们可以将所有农作物的播种和收获时间制成图表的形式会更加直观:
4月25日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玉米 ------------------------------------------(共计:6个月)
               青稞 -----------(共计:2个月)
               西瓜 ------------------(共计:3个月)
                      大豆-------------------(共计:3个月)
                                                小麦--------------------
----------------------------------(隔年,共计9个月)
农忙时节从4月开始直至10月中下旬均是农民忙碌的时间,因此,很自然地就会将结婚等生活事宜放在10月至次年4月,这正是处于农业生产的考虑。第三,政府决策在农作物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影响,如种植小麦、西瓜等,而这会从种植面积上也有所反映;同时,也可以看到其种植作物有转型的趋势:从庄稼种植到经济作物(瓜果)的转变;重要的是,农民也有育种的自主权,如预留玉米种等;在劳作时还会采用“家族式协作”的方式进行,如收获时主要是“一家人”自己做。值得注意的是,冬小麦的种植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样被塔吉克人所采纳、接受并沿袭的呢?
个案:1-2:再依屯(女,塔吉克族,60多岁);玛尔买提汗(男,塔吉克族,42岁,农业技术人员,家住坤达洛克)我1983年参加了瓦尔希迪(塔吉克语,指塔什库尔干县城)的农业培训班,每年都有这样的培训班,不收费,我连续去了6年,然后就回来宣传。
——现在,家里都种些什么?
今年家里种了10亩小麦。我们家以前本来还种玉米,但是今年政府没让种,让我们搞果园,以后卖水果,可能连小麦都不让种了。1982年以前,这里的地盘是公家的,1984年以后分配的。1982年以前种豌豆、大豆、玉米、青稞什么的;1984年以后开始种小麦。那时,乡里有一个叫阿迪力的,当时是大同乡的书记,是塔吉克族。他到莎车等下面的县,看他们种什么,怎么种,从那边弄过来一些种子,那时侯带过来的是很少的种子,在试验田里种。当时,我们只有/yazәr/(春小麦),3月份开始种,8月份可以收获,用来打馕,但它(指春小麦)的产量少。我们就用1公斤的/yazәr/的种子换1公斤的/kezigei/(冬小麦)种子,/kezigei/是9月10日~25日开始播种;次年6月25日左右收获的产量比/yazәr/的要多。1984年,200斤的小麦能换1头绵羊;而10袋麦草可以换1头大绵羊;1个/sapan/(指犁耙)能换1头/waz/(母山羊);当时,/tuh/(指鸡)没有用来交换。我们当年(指1984年9月)就开始试种/kezigei/,11月份浇水、结冰,1985年7月开始收获小麦,到现在也是这个节令。
我们当时就发现:一直种一种种子,产量就会越来越少。比如,你今年种了小麦(/kezigei/),拿了500斤;第二年还种的话就400斤;第三年就只有300斤。三年后,一种种子就没产量了。但是,我们又不能每年都去莎车或喀什买种子,那样成本太高,于是我们每三年换一种种子,这种种子是杂交种子,然后我们从公社那边拿过来种。
通过对玛尔买提汗这位农业技术人员的访谈,我们了解到:第一,在阿依克日克村种植的小麦分为两种,即春小麦和冬小麦。春小麦也曾经是当地农民种植的传统农作物。但是由于产量低,于1984年9月开始种植冬小麦。也就是说,虽然大家口头上都称小麦,但在1984年之前,专指“春小麦”;而在1984年后,则专指“冬小麦”。第二,从“春小麦”到“冬小麦”的转变过程是大同乡的书记去莎车学习当地农民农业种植技术后,回来在试验田里进行栽培,而后进行广泛推广。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塔吉克农民也发现:同一种种子不能连续种植3年,否则产量也会下降。第三,20世纪80年代,大同乡的塔吉克族农牧民还在采用物-物交换,其具体“等价交换”原则如下:
200斤的小麦 = 1头绵羊;
     10袋麦草 = 1头大绵羊;
1个/sapan/(指犁耙) = 1头/waz/(母山羊)
在上述交换原则中,可以看到农业和牧业之间的等价交换,并且,在农业领域内,不仅农产品可以用来交换,而且农业劳动工具也可以用来交换。此外,对“绵羊”的要求还没有达到十分精细的程度,在“1头绵羊”和“1头大绵羊”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差异,恐怕只有当地的老百姓最清楚;而对于我们则是一个“模糊概念”。根据他所说的,1982年以前这里的地盘是公家的,1984年开始分配;那么具体分配的情况如何,从公家到私人,当地居民还要交什么费用吗?本来就是在山谷之间的地,土地的好坏情况不一样,怎样分配呢?
个案1-3:库布里(男,塔吉克族,52岁,主要从事农业劳作,家住阿莫厄斯65号):我们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住在这儿了。以前,我哥哥在公社养马,是我哥哥把我养大的。1984年,刚开始的时候,在小同给我们分房、分地什么的;然后,从大同乡开始分了。第一年,这些地不属于我们,给我们租:按1亩交30斤的小麦租(大队收,公社不收),大队也给钱呢,1亩30斤的小麦或者1块钱,或者8毛钱。我们给政府交一些税:交的是牲畜税、地税,政府让我们养一些绵羊,长大之后给瓦尔希迪(县城)供肉,每年交税的时候,收税的人给我们开条子。这些田地分为三级:一级、二级、三级,等级不一样,产量也就不一样。我们种地的时候,也会买一些化肥,1亩地的麦子买30斤化肥,80斤化肥100元。以前,用自己的牛粪什么的(做化肥);现在,不用这些化肥的话,就长不出什么东西。这些化肥是从喀什运来的,公社一般不管,我们自己买,商店里也卖的呢!
根据库布里的记忆,当时是要交费用的,但是,从公家并不是直接过渡到私人,中间还有“租种土地”这一环节,也正是由于有了“租地”这种生产形式,应运而生就有了“租金”。当时,仍旧是“物-物交换”,即“1亩地的租金=30斤小麦=1块钱/8毛钱”。虽然土地的好坏情况不一,但是可以人为地将其分为不同等级的土地。那么,化肥是什么时候才被使用的?
个案1-4:奇拉克(男,塔吉克族,61岁,干部):从1990年开始到1995年,我们一直用化肥。当时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把小麦的产量提高;从1995年开始,现在特别注意绿色食品,所以就不用了。1990年到1995年,当时种的树和农作物的产量比较好,从1亩地中能出800斤的产量/kezigei/;原因是那时侯,每年都要种杂种,3年可以换一次;第二,地盘也换:第一年,这块土地种小麦的话,下一年就不种了;第二年种玉米或大豆。从1995年开始产量下降,现在差不多1亩500到400斤左右。现在,杂种的种子就不换了,土地也是连续种一两年。原因是:那时候大同乡的政府对农业特别重视,公社每年要去买杂种,没发洪水的时候土地比较多,比较完整;从那以后(指1999年)对农业也不太重视,人们遭到灾祸,现在让我们随便(种),政府不怎么管。
可以看到:化肥是近些年来才使用的,从1990年开始使用化肥,这不仅开启了塔吉克人向土地要产量的愿望,也开启了大同乡与外界更多的贸易往来,如喀什、莎车等地县市。更进一步,也开启了塔吉克人的“金钱”观念,20世纪80年代还是“物-物交换”,现在却因为“化肥”要与外界交易,开始了“货币”这一等价物在更广范围的使用和观念的转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勾画出大同乡阿依克日克村种植作物的轮廓特征:从传统农作物向产量高的作物转变(指“冬小麦”);传统作物功用的转变(指“玉米”和“青稞”);交换方式的转变(指从“物-物交换”到“货币交换”);土地所有权的转变(指从“公家的”-“租的”-“自己的”);化肥使用的转变(指“从无到有”到“从有到无”思想观念的转变)。
(三)阿依克日克村的生产工具
村里使用较多的是“斯普尔”、“尤格”、“努木基格”、“塔尔马克”、“达尔乌”、“塔皮其”、“斯卡温”等传统工具[4]。“斯普尔”,即犁。由犁轴、犁体和把柄等组成。轴长约2米,直径10厘米,其一端固定在主体的中间,另一端开有2~5个小圆孔,拉犁时联结在轭上。犁体长约1米,其下端向外弯曲,其下部厚15~18厘米,上部厚10~15厘米。犁体上端装有长约30厘米的木柄,犁地时扶柄操作。犁铧用铁或钢制成。主要用来松土。较为原始,适用于山区,在塔吉克族农业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格”,即牛轭。由轭身和细木棍组成。轭身用长2米、直径20~30厘米的粗木棍制作。两端各开2个孔。细木棍4根,长30~35厘米,直径2~2.5厘米。将细木棍穿入轭身上的圆孔内组合。使用时架在一对耕牛的脖子上,下端用绳子系紧。牵引的农具用绳索系接在轭体正中部位,系接处削出一道较深的槽,防止着力点左右移动。
“努木基格”,类似汉族的耙。由主体和套绳组成。主体是长2~3米、宽0.5米的木板,其两端各开一个圆孔或装设铁环。套绳长约2~3米,通过木板两端或铁环,系在牛轭上。一般用一对耕牛牵引。将耕地翻起的大土块压碎压平。木板上可放置石块或草皮增加压力。为了适应不同土质的使用,还有装铁钉齿的或用荆条编制的“努木基格”。
“塔尔马克”,即木柄耙。由木柄和带铁齿的耙头组成。铁齿固定在长25~35厘米、宽3厘米、厚1厘米的铁片上,齿长10厘米,齿间10厘米,装长1.5~3米的木柄。用来聚拢散开的柴草、谷物,有时用来清理田里的土块和杂草。
个案1-5:今天一大早,胡加·艾则孜就和他的亲戚(男性)早早起床准备犁地播种,农田离我们住的地方不到50米,阿合恰依克奶奶从一个大白口袋抓出一把玉米,看了看,交给胡加·艾则孜。他们先给两头牛戴上“尤格”,其中一头牛是从邻居那里借来的,他们之间关系很好,年轻的子女时常互相串门、嬉戏。因为,在不大的农田里还种了9棵杏树苗;所以,当两头牛并肩前行的时候,感到很拥挤。杏树苗常常被“尤格”拌着弯倒。胡加·艾则孜告诉我,这是政府让他们种的(杏树),几年以后,可以成为杏树林和果园。
塔吉克语名称
所指代工具的汉语意思
 Sapan
犁耙
Sipul
木犁
Yeh
横着的木头(牛脖枷)
yehcæm
斜着的木头
yelah
绳子(过去用的是皮子)
在“尤格”的中线上放着一把绿叶子,这象征着风调雨顺、丰产丰收,庄稼长势良好等吉祥的意思。在牛耕地的时候,当地的人们还会发出各种指令:
指令
要表达的意思
λр
让牛转弯(同时主人要拉绳子,然后用树枝抽牛)
qīū“啾”(往前)
qiù(赶它,它不走的时候,大声喊)
qiu-qiu(牛在吃草,不走的时候;牛走但走得不快)
hæiz
“对”(鼓励牛往前走)
吹口哨/tu~~
表示“停”
λqiqi
让牛往后退
牛在耕地时是沿着逆时针旋转,由外及里,一圈一圈犁地。“斯普尔”在松土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在阿依克日克村有拖拉机等现代农用机械。但是,这块地太小,拖拉机开进来几乎无法转弯,对于这种亩数较小的田地是不用拖拉机的;此外,拖拉机时常会漏油,冒的柴油烟对环境有污染。所以,畜力对于小块土地来说,更实用、更清洁。为了能够更好地驾驭牛,人们还想出办法用“乌克”来牵引和拽拉。“乌克”,即毛绳。一般用牦牛和山羊毛制成。制作时,先把毛捻成线,而后把4~6股毛线拧成一根毛绳。拧成毛绳在水里浸泡几天避免松散。如果牛不想走了,就可以跑到牛前面用“乌克”牵引牛向前走;反之,则在牛的身后拽住,同时发出口令让它转弯。
“达尔乌”,即镰刀,铁制,月牙形,装有木柄。可分为小镰刀、大镰刀两类。小镰刀平刃而锋利,用于收割农作物和饲草;大镰刀有锯齿刃,用来砍树枝。一般地,大镰刀又叫做“钐镰”,在塔什库尔干县比较普遍。在“钐镰”靠近镰刀的地方有一个“支架”,用于行走时扛在肩上。农闲时,人们大多将其挂在房顶或是果树上——垂挂。
“塔皮其”,即引水杆。用长4~6米、直径20~30厘米的木杆制成。木杆一端削尖。灌溉地面不平的田地时用来划出沟槽使水向地势较高的方向流去。一般来说,当地的人们对“河水”是有区分的[5]:大河主要是用来洗澡、洗头发用的,因为这个水是流动的,而且特别纯净,流量又大;小河主要是用来浇田,比较清澈的情况下,可以用来喝、洗锅、洗碗以及洗漱用的;泉水是在大河、小河较为浑浊的时候使用,由于每年夏季冰雪融化,顺带着泥沙也会流进河里,这时就从泉里取水。
“斯卡温”,即木杈。由柄、长齿和木板组成。柄用长150~180厘米的木棍制成,齿由约长21~33厘米的木条制成,共5根(也有4根的)。齿一端通过木板中间的五个圆孔,用绳子捆在木柄的下端。主要用来扬场、装麦草等。在牧场上也常被使用,晾晒干草。
当然,在农村拖拉机也是非常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拖拉机是由专人使用,对于新的农业机械,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好奇,为此也付出惨痛的代价。
个案1-6:今天中午就听木拉卡达木传来有位塔吉克农民开拖拉机跌到沟里的消息,努克说他已经住院了(村卫生所)。下午,我随边防派出所的卡米拉去了这位塔吉克农民家里,拖拉机损伤倒不大;但是,轮子上面有血,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人血,心想这位农民伤得很重。经过询问,他们告诉我:塔吉克人出了车祸,要么宰羊放血,要么宰鸡放血。预示今后吉利、平安。果然,伤者的母亲把鸡扔进了门前的桶子里。我们又到了医院看望伤者,头上缝了14针。经过了解情况,原来这个拖拉机是他哥哥的,他趁他哥哥睡觉,自己开拖拉机才出了这样的事故。
综上,由于传统农业种植作物的存在,相应的农业工具还有其顽强的生命力。虽然,从生产力水平的角度看,大多数劳动工具不仅原始、简单,而且效率低下;但是,对当地山谷中的田地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塔吉克人千百年来适应周围环境而种植的作物,又由作物衍生出对应的农业工具。这就好像是一个锁链,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新的劳动工具面前,塔吉克人还有适应和选择的机会。
农牧业的发展是移民开发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2000~2004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阿巴提镇移民搬迁,当以广大农牧民的利益为根本,以治穷致富为目的,在国家扶持,全区动员,牧民自愿的前提下,实行集中搬迁和零星搬迁相结合。充分利用水土、光热资源的优势,合理进行水土开发,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和种植业、林果业,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克服安贫守旧、等靠要、怨天尤人、畏缩不前的思想,走艰苦创业、改天换地、勤劳致富的路子;积极开展技术培训,使搬迁户熟练掌握农区耕作技术;重视环境保护,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序结合,使异地搬迁的农牧民能够下得来,留得住,吃得饱,过得好。因此,岳普湖县塔吉克阿巴提镇必将依据实际状况着力发展农业,而农业也已成为塔吉克人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
(一)塔吉克阿巴提镇的农业情况
在实际生产中,从“高原农业”到“平原农业”也需要适应周期。因为,先前在高原已经形成了一套“高原农业”劳作规范和习惯,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后环境发生变化,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的认知要进行重新的构建。这种“已经形成的模式”由于受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迁更要求当地塔吉克农牧民“积极、主动适应”[6]
(二)种植作物
目前,在岳普湖县塔吉克阿巴提镇主要种植冬小麦、玉米、葵花、苜蓿等。那么,在种植时间方面、收成方面、每亩下种情况、长势情况、收入如何呢?
个案2-1:吾休拉洪(男,塔吉克族,60岁):我原来是科技乡长,从1968年开始革命工作,工作了32年,1998年5月1日退的休。1994年6月30日获得农业专业技术职务中级资格证书,现在每个月有退休金904块。我们2000年3月份搬过来的,住在这快七年了。一开始,干部家没有土地,2001年分给我4亩地;2005年,大儿子结婚、分家,政府给了10亩地;2005年还给了2亩果园地。从2001年到现在,种的是冬小麦和玉米,一亩地一点点有,种子也没有。种的啥也没有长出来,政府说种啥,我们就种啥;棉花和苜蓿都没种。冬小麦种子也不行,到现在一点也没有长出来。9月15日左右种,10月20日种完了。我是干农业的,我知道土壤温度达到16℃~18℃,种子才出来。以前是政府给种子,如果长出东西来了,就用长出作物的种子;现在农民两年用了白给的种子,但种子不好,也长不出东西来。
2006年6月1日,我把玉米种子从老家带来,用铁锨一点一点翻地,现在长出来一些(然后,老人带我去他的后院看:果然,在地里没有长什么东西,在地埂子边上种的玉米倒是长出来了,和我的身高差不多,并结出玉米棒子)。6月11日,种的政府给的种子,到现在都没有出来。9月15日种的冬麦,第二年6月1日可以割;1亩地20公斤种子,有时收的粮食还没有种子重;最多的100公斤有,少的才50公斤有,我们家是这样的。其他人的200、300公斤粮食有,我的不知道。现在,每年的低了,一年不如一年,看不到希望。玉米1亩4~5斤的种子,冬麦割完;6月5日~7日种,冬麦种之前可以收1亩地50公斤粮食收,每年种4亩。不让种棉花,这是命令,不知道为什么不让种,葵花种了,葵花也不行。
在这个个案中,我们了解到:第一,土地是由政府分配的,即土地所有权和分配权归政府;第二,主要种植作物是玉米和冬小麦,玉米是每年6月5日~7日种,9月15日前收,4~5斤种子/亩;冬小麦是每年9月15日~10月20日种,次年6月初收,20公斤种子/亩。这也就意味着一年四季在阿巴提镇的农民都在种植和收获的劳动阶段,与阿依克日克村相比,农忙时节主要集中在4至10月,而阿把提镇的劳动贯穿全年。第三,对于种子没有长出来,从科学的角度看是多方面的原因:土壤、气候、水分、阳光、田间劳作和管理等等。作为农业科技人员,他误解了“长不出东西是种子的原因”。因为,通过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后发现:虽然都在阿巴提镇,土壤却分为沙土地和板结地;而且,有的地盐碱化比较厉害,还没有改良过来;有的地经过很好的改良,如种苜蓿、浇水时浇的足,就能把盐碱全部压住。第四,对于种冬麦的收成显然有夸大的情绪在里面,“有时收的粮食还没有种子重”和“少的才有50公斤”,即:收成少时的50公斤要大于20公斤的种子。此外,为什么连农业技术人员对于不能现在种“棉花”都不能理解?
个案2-2:李凌峰县长告诉我:我们让农牧民种了4年苜蓿,4年之后一翻地,再种玉米长势就比较好。一开始,有些农户就不理解,光种苜蓿只能打草喂牲畜,他就没有考虑土壤盐碱化的情况;而后种玉米,保证生活够用,有些农户又急于种棉花,想挣钱;但生产发展总有个过程吧!孕妇生小孩还得抱一年,再扶着学走路一年吧!
在塔吉克阿巴提镇,虽然没有了洪水的侵害,不会再有丧失家园的风险。但是,土壤盐碱化却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为了改善土地的盐碱化,喀什地区政府专门派李凌峰做阿巴提镇的负责人,就是因为他在岳普湖县、莎车县有多年的农业工作经历,在维吾尔族农业发展区域不仅带动了农业的提高,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维语,便于工作。坦率地讲,先种苜蓿是为了治碱;接着种玉米是为了满足生计,等土壤情况改良之后,再发展经济作物棉花。种植的作物有先后顺序是与当地恶劣的土壤环境有关的。那么,苜蓿种植的情况如何?
个案2-3:赛依旦:全部有16亩地,6口人,按照平均每人3亩地算,我可以得到18亩地。但是由于只有我一个劳动力,2亩地就没有拿,所以是16亩地。其中,有4亩是苜蓿,100、80块钱,3次有。(1)3月15日开始到4月20日种,卖了150元;(2)5月份开始卖了100~120元;(3)6月份卖了100~80元钱,7亩包谷有,1亩地可以200块钱;另外4亩地可以给其他人(租种)。
可以看到:苜蓿不仅可以改善土壤,而且一种三熟,其跨度从3月中旬至6月下旬。从经济的角度看:4亩地共收了350元,平均1亩收入近90元。另外,包谷还可以挣1400元。
(三)生产工具
“塔什库尔干”是一个象征性的地名,得名于今塔什库尔干县城附近的古石头城。由于塔县石头多,所以人们经常使用“铁锨”;而不使用“坎土曼”。关于“坎土曼”,搬迁的塔吉克人是如何适应的呢?
个案2-4:阿米力:阿巴提镇的农民和山上相比,山上的塔吉克族大多用铁锨,因为石头多;和周边的维吾尔族相比,维族用坎土曼多。从山上面搬下来,新学的用“坎土曼”。这样,他们就比山上的多会用一种劳动工具,比山下的维族又多会用铁锨。坎土曼在使用的时候,和地保持45度角,分左手用劲和右手用劲:如果是左手用劲,左手偏下;如果右手用劲,右手就偏下。右手用劲,左脚在前。一坎土曼下去,然后将土往上提再一甩,如果需要把土放到高处的话,右手提起来,再用左手向下抓往上提。好的坎土曼,中间有个洞,这是因为它的材料是从小麦播种机上的圆盘取下来的,结实耐用,价格要60元钱,一般一点的巴扎上的20块钱。
——山上一般用什么样的工具劳动?                    
一般多用铁锨,这儿的坎土曼那边不用,石头多。用坎土曼是慢慢地学的呢,这里不用铁锨,我在这里坎土曼的水平挺高的呢,买一个20块钱的坎土曼可以用上一年。
可见,坎土曼对于从不使用它的塔吉克族是一个挑战。有些农民告诉我,一开始,他们不会用坎土曼,把自己的脚砍伤的情况也有。而且,用坎土曼平地、移土,一开始都不会,主要是农业技术人员教、做示范,或者向和自己一起劳动的邻居学习,自己练习。坎土曼在打地埂子时是重要的劳动工具。
由于塔吉克阿巴提镇的移民最早的才搬迁过去7年,有一些牧民一开始在种植技术方面还不太习惯,如在水资源的使用上,和原有的灌水时间不同[7];在种植作物上,由于还不太理解种植作物的顺序是出于土壤情况的考虑,对收成还不太满意;在劳动工具坎土曼的使用上,从新手、不太会使用到熟练操作,已经逐渐适应了。正如李县长说的:“对于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直白地说就是一场革命。历史上就是逐水草而居,已经习惯和适应的生活、生产方式,突然要变成以农业区内养牲畜,即圈养方式:种草、打草、搬运到圈里,再喂给牲畜,无形中劳动强度就要大。而且阿巴提镇自然环境恶劣,即使是孕妇生孩子也要9个月吧,何况其它地方很多地都要改善50年,甚至100年也没见好的多的是。阿巴提镇这才不过5年。”
原开发区从1996年1998年购置的机械设备有:大拖拉机3台,小拖拉机1台,洛阳推土机4台,小柴油动力2台,建镇之初,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为:机耕95%,机播100%;农业机械大部分用于开荒和机耕机播,运输机械较少。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村里现有小型拖拉机26台,用于耕作和运输。除了铁锨,拖拉机的使用在这里也是很普遍的,但拖拉机不是私人的,而是公家的。那么,用公家的拖拉机,费用怎么样,大家对它的态度如何?
个案2-5:艾勒巴依:农民(用拖拉机翻地)1亩地给6块钱,我是专门翻地的,有一种55拖拉机。2000年新来的时候是6块钱/亩,小拖拉机是3块钱/亩,一直是这个价;2002年7块钱,2005年8块钱,听说要涨到9块钱(主要是用于交拖拉机的油钱和付开拖拉机的人工钱)。公社有一个农机站,专门加油,好像这个钱是县里给的,交的钱主要是给我们开工资。我已经开始了3个月,第一年翻地时才给700元~800元/年,后来地多了,所以我们拿的钱也多了。农机站翻地的有6个人(都是农民),干部是3个人,年终这6个农民拿的钱是一样,听说今年可以给3000块钱。翻地经常有,冬天休息3个月,小麦之后是种玉米,还有新开的地,还有就是浇水之后(等干了)还要翻地。
个案2-6:这个地方比大同要舒服,大同是用两头牛,这里好。这个地方种地、翻地、收种的小麦可以全部用小拖拉机,如果1亩地的小麦都长得好,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放在小拖拉机前面就可以收。开拖拉机的人主要是大队里推荐,找有开拖拉机经验的人,农机站还有一个回族的技术人员,给我们教如何开。
对于农业环境的改变,塔吉克族对其适应的过程将是漫长而艰苦的。移民搬迁的目的是要提高农牧民的收入,但是从一个恶劣的(洪水)环境中搬迁到一个更恶劣的(盐碱化的土壤)环境中,使我们重新理解和反思海鹰教授关于移民搬迁的观点:“生态移民可以移,如果环境恶劣得实在不适于人类居住了,你给他一个生存的环境,从人道主义等角度都可以。但是,如果套以‘生态移民’的帽子,移的地区还不如以前的生存环境,不能安居乐业,就不适合。如果移下来还不如在上面,那移民就没有意义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要改变现状,就得激活塔吉克族的文化动力,让其积极适应突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使其更快地融入到新的生存空间,在变迁中寻找其文化的生命力。
 
三、小 结
我们在比较分析研究塔吉克族的农业时,所采取的办法是将大同乡阿依克日克村和岳普湖县塔吉克阿巴提镇的农牧业状况进行共时的比较。通过从田野调查中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比较,可以看到阿依克日克村塔吉克人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的适应,具体体现在:第一,当生态环境(如土壤条件)发生变化时,他们放弃了种植豌豆、青稞等不适宜存活的作物;取而代之的是种植用于改良土壤的苜蓿,在土壤得到改良后逐渐发展棉花等经济作物以提高人均收入。第二,积极适应、掌握耕种作物的习性(如生长周期等),由政府宏观调控、指导,使塔吉克人了解作物种植、栽培、收获的技术等。第三,在生产工具方面,由于帕米尔高原石头较多,塔吉克人大多使用铁锨;现在逐步学习使用坎土曼。在山上主要是用畜力劳作,搬到山下后塔吉克人开始学习开拖拉机,使用农业器械以提高生产效率。
一般来说,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是共时性的(Synchronie),即同一时间的,横向比较研究生活于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群体。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一个民族横向的或横切面的剖析,因为民族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在国外,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还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把人类文化看作是一个对环境的适应性的体系。塔吉克族移民搬迁到塔吉克阿巴提镇,最早的仅有7年,因此,对阿依克日克村塔吉克人进行“环境变迁和文化适应”的研究还需要长期跟踪调查、以及回访等,以便掌握更多的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而生态人类学的知识对于此项研究显然是有助益的。
 
参考文献:
[1]刘明:《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水文化调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08,(6):90—98。
[2]刘明:《新疆社会转型中塔吉克女性社会化程度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09,(5):106—112。
[3]刘明:《新疆多元文化与双语的融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4):93—99。


翻译理论与实践
主观性与维吾尔语时范畴
李 遐[8]
 
摘 要:“主观性”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等。本文主要从时间视角、心理视角及情态表达三方面探讨了主观性在维吾尔语时范畴中的体现。
关键词:主观性;维吾尔语;时范畴
 
引 言
近些年来,语言学家开始对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给予充分的关注,功能语言学、认知语法等新起的学派都强调,语言不仅仅客观地表达命题式的思想,还要表达言语主体的态度。“主观性”是自然语言的一种特性,即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观点、感情和态度,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维吾尔语在形态结构上属粘着语,“时”“体”作为其中独立的语法范畴,专家学者都做过精深的研究。相对来说,“体” 反映了人们对情状所采取的不同的观察方式,由于对动词的情状具有选择性,其在具体句子中的出现是任意的,因而它的主观性比较明显;而“时”,与时间有关,对任何句子都具有强制性,往往认为它是客观的。我们认为,看似客观的“时”其实蕴含着丰富的主观性。依照相关理论,结合维吾尔语中的言语事实,我们试图对主观性在维吾尔语时范畴中的表现作一初步的探讨。
1.主观性
关于话语的主观性,目前国内语言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沈家煊所引述的定义:“‘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1]Lyons对“主观性”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我们将其表述分列如下:可见,主观性研究的是说话人在话语中的介入以及这种介入在语言形式上的体现。说话人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总是想把自己说话的目的和动机传递给对方,同时听话人也会根据客观情景对说话人的意义进行主观性的识解。对事物的主观感知,都必然转移到语言的构造和使用上来,一切客观的感知都不可避免地混杂有主观成分。由于主观性是语言中自我印记的体现,所以,只要人类使用语言,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主观性成分。语言学家
1……当说话人说出一段话时,他同时也对这段话进行评论,并且表明他对所说内容的态度。这一主观性概念是及其重要的……[2]
2 ……主观性指的是说话人通过自然语言结构和其常规手段表达自我及说话人态度、信念的方式。[3]
3……主观性指的是意识(认知、情感和感知)主体或行为主体(施事者)的属性(或系列属性)。它表示的是笛卡尔所称之为“思想实体”的属性,即一些人所说的自己或自我的属性……这是关于主观性的一般概念。语言学家所关注的是更为具体的“言内主观性(locutionary subjectivity)”,即话语的主观性(the subjectivity ofutterance)。[4]
Finegan对目前的主观性研究进行了简单的总结,认为主要集中于三点:说话的视角(perspective)、说话人的情感(affection)、说话人对情态的表达或话语中命题的认识情况(epistemic status of the propositions)。他进而指出,这第三点主要研究以动词表达主观性为主,此外,形容词、副词也可以表达主观性[5]。语言形式中含有言语主体对现实世界是如何解释的主观意义。如果无视言语主体的作用,就不能正确分析语言形式的意义。现在各学者研究的焦点便集中于语言的这种自我印记在各语言中是如何表现和如何被理解的,语言的主观性是否有跨语言的共性。我们拟以阿尔泰语系中的维吾尔语为观察对象,探究其时范畴体现出的主观性特点,进而以期能为主观性的语言类型学研究作一补充。
2.维吾尔语时范畴
维吾尔语动词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时、态、体、式等形态变化,每种语法意义都用一种构形形态表达。其实这几个方面互有交叉和联系,很难截然分开,只是为了叙述方便大致作出了区分。
时(tense,也称时制)是同语言的时间性密切相关的一个语法范畴。时制是事件时间与说话时间之间的关系还是参照时间与说话时间之间的关系,历来存在争议。Comrie等认为时制表示事件时间与参照时间之间的关系,而默认的参照时间为说话时间[6]。系统功能语法认为,时是对事件发生时间(E)与言语时间(S)之间关系的建构[7]。这些关系包括:E与S同时发生,E先于S发生,E后于S发生,从而分别体现为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三种基本时态。
   不同的语言对时的敏感度或观察视角并不都一样。有的语言是过去、现在、将来三分的时间世界(如英语),有的语言却有过去和非过去两分时间世界(如塔吉克语,达斡尔语),有的语言在动词形态上则并没有时间范畴的形式(如汉语)。就维吾尔语来说,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维吾尔语研究室编写的《现代维吾尔语》,陈世明教授、热扎克教授编著的《维吾尔语实用语法》以及程适良教授编著的《现代维吾尔语语法》一书都认为,维吾尔语有过去时、现在时和(现在)将来时。而哈米提·铁木尔先生已注意到这种“时”的“三分法”的不妥,他把动词的“时”范畴描写为“时—态”范畴(这里所说的“态”仅指“动作在特定时间里的某种状态”)[8]。《维吾尔语语法》一书在“动词的人称形式”一节中描述了动词的“时态”范畴,认为维吾尔语动词的陈述式有时态变化:动词表示的动作一般可以发生于现在(现在将来)和过去两种的时间[9]。力提甫先生在其著作《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中则明确提出,维吾尔语只有过去时与非过去时的对立,过去时的标志是_di,非过去时的标志是_i/_j/_du[10]
时间的语法范畴和表示时间的形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时制与时间也不完全对应。我们以往认为维吾尔语中-wɑtidu是现在时形式,-du是将来时标记,仔细分析起来,-wɑt成分是-p副词化形式与用作体助动词的-jɑt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通过融合与音变而形成的,由于-jɑt的原意为“躺下”,表示的是一个可持续的静态动作,进而-wɑt引申出了进行意义,所以说, -wɑt是用来表示现阶段的某一个“点”,是 “参照时间”,属于“体”的范畴。由此可以得出,维吾尔语中时间概念上可分过去、现在、将来,但表示现在、将来时间的标志却都是_i/_j/+du。再者,时间范畴可以通过动词形态来表现,也可以通过词汇或语音平面来弥补。例如汉语“时”没有形成一个语法范畴,但是并不能说它无法表达“时”的意义,缺乏某一语法范畴的语言都能够通过其他手段得到弥补。维吾尔语中动词词干上附加_ɑ/_ɛ/_j(_ɑ/_ɛ均弱化成_i)再附加人称词尾的形式表示现在或将来决定于动词的词汇意义、上下文以及整个句子的意义,也可以根据句子中其他的词(如ɛtɛ,kejin,hɑzir等)来辨别。换言之,倘若没有具体的上下文或明确的时间词语,这种形式既可以表示现在时间,也可以表示将来时间。由此,本文认为维吾尔语中时间有“过去,现在,将来”的区别,但时制形式两分为“过去”和“非过去”(现在和将来),有关论述也据此展开。
3主观性在维吾尔语时范畴中的体现
语言中时体都体现了说话者在主客观基础上所作的语法处理,反映了说话人观察事件状态的角度:完成的还是未完成的,与事件是什么关系(跟过去相关还是跟当前相关,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这才是现实交际中所必需的。如上文所言,话语主观性的分析主要包含说话人的视角、情感、认识情态三个层面的内容。具体来讲,视角,就是说话人对客观情状的观察角度,或是对客观情状加以叙说的出发点,这种“视角”主观性经常以隐晦的方式在语句中体现出来;“情感”一词应作宽泛的理解,包括感情、情绪、意向、态度等,“认识”主要跟情态动词和情态副词有关,此外,还有一些连词,主要是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也有客观描述和主观认识之别[11]。但由于这三者在话语中又是互为交叉,很难截然分开的,故此我们结合来论述其在维吾尔语时制中的反映,同时为清晰起见,我们分别以视角、情态标示。
3.1时间视角
时、体都是与时间有关系的语法范畴。如前所述,时制表示事件时间与说话时间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制系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相应地,语气系统是以此为根据的主观态度系统。可见,人们都是从主客观两个角度反映真实世界的。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这时时间形式的范畴意义和具体现实的时间意义处于正常对应状态。但是,有时时间形式的范畴意义会和起具体化、确切化作用的上下文不一致,这种不对应却往往较明显地体现出说话人对所说内容的主观情态意义,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在维吾尔语中便体现在过去时和非过去时的易位对应。
311过去时形式表达非过去时的意义
a.动词词干+-di/-ti (+人称词尾)
这一结构表示说话时已经发生的动作,是维吾尔语动词过去时的基本形式之一,称为“肯定过去时”或“一般过去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当肯定马上就成为行为动作时,这一形式也可用来表示将来时的意义,并带有委婉和礼貌的语气,往往用在告别的情境中,如:
(1)ɑndɑq bolsɑ kɛttuq,  χoʃɛmsɛ.     
           那么   (我们)走了 再见
(2)hɛ,boptu,bu kinoni kørsɛm kørdym.
那,好吧 这 电影(我)看 看看
(3)qɛʃqɛrgɛ bar desɛŋ, bɑrdim!
喀什    去(你)让(我)去
句中各例都表示已决定进行某一行为动作,但还未进行。虽然用的是过去时形式,所表示的事件发生在将来时间。此外,在对别人的呼唤作应答或者催促别人的特定语境中,过去时形式也会具备将来时的时间指称功能:
   (4) ——ɛχmɛtʤɑn!      —kɛldim,kɛldim!
          ——艾合买提江!    ——来了, 来了!
(5)——tez, tez, mɑŋduq!    
 快, 快 (我们)走了
在上述语境中,过去时都不可能理解为过去时间。 
 b. 动词词干+_ar/_ɛr/+idi(+人称词尾)
这种过去时形式包含着明显的“体”的色彩,往往以紧缩形式出现,如:bar+ar+idim——barattim。在既定的情况下,这种形式也可表示将来时的意义。如:
(6)mɛn ɛsli tynygyn kelɛttim,birɑq kelɛlmɛj qɑldim.   (我本来昨天要来,但没能来。)
 我 本来  昨天    来   但是   没能来了
(7)mɛnmu ɑlɑttim,lekin pulum  jetiʃmidi.          (我本来也要买,但是钱不够。)
我也   买    但是 (我的)钱 不够
这时句子显示出说话者的打算、准备等,但并未实现,所以句中往往会出现“birɑq,lekin”等表示转折的词语。
3.1.2非过去时形式表达过去时的意义
在特定的条件下,在叙述过去已发生的事件、现象或某人的生平时,非过去时形式可用来表达过去时的意义。如:
(8)wɑŋʤɑwʤyn gyzɛl, ɑʤiz ɑjɑl,lekin køksi-qɑrininiŋ kɛŋliki,kørgɛn-ɑŋliʁɑnliriŋ
           王昭君    美丽  弱 女人 但是 胸怀         宽广      见闻
køplyki ʤɛhɛttɛ ʤɑŋʧjɛn bilɛn bɑnʧɑwdin qeliʃmɑjdu.
多     方面   张骞   和    班超    不亚于
 (王昭君是个美丽的弱女子,但是她的胸怀、气度和见识,不亚于张骞和班超。)
又如,《新疆五十年》中出现了较多这样的句子:
 (9)dɛrs bɑʃlinip ikki ɑj øtmɛjlɑ,ʤinɛn dɑʃø ʃøbɛ otturɑ mɛktipidin ʤɛnub       
  课 开始  两个月 没过   暨南 大学 附属    中学         南方     
otturɑ mɛktipiɡɛ  jøtkiliwɑlidu.
中学          转
     (开学还不到两个月,他便从暨大附中转学到南方中学。)
例中说话人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描述得宛如就在现在时间里发生,因而用现在(将来)时表过去,使表述的内容现实化。此外,对现在(将来)时的选择,表明了叙述时间为现在,表现出叙述者试图营造一种在当前时间向读者叙述的氛围,把读者拉入到故事中,好像在与叙述者共同经历和回忆已发生的事情。这种用现在(将来)时叙述过去事件的时间视角,不仅使以往事件现时化,构建其现实性,也使现在(将来)时自然过渡到回忆以往事件的过去时。下面此例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10)pɑrtizɑnlɑr hɛmmɛ jɛrgɛ minɑ kømyp tɑʃlɑjdu.dyʃmɛn kɛntkɛ kiriʃ bilɛn hɛmmɛ
      游击队员   全部   地 地雷 埋           敌人    村子 进       所有
tɛrɛptin minɑ pɑrtlɑjdu.dyʃmɛn ɛskɛrliriniŋ tolisi ølyp tygɛjdu.qɑlʁɑnliri ɛsirgɛ ʧyʃidu.
 处     地雷 爆炸     敌人   士兵    大多数 死        剩余       被俘
(游击队员在各处都埋上了地雷。敌人一进村,地雷四处爆炸。敌军大多被炸死,剩下的做了俘虏。)
由上引各例可以看出,过去时、非过去时形式和意义的易位对应是在一定的语用条件下产生的,换言之,维吾尔语中过去时形式的将来时意义或非过去时形式的过去时意义产生于受情境制约的用法,而不是直接源于语法形式的意义。
32心理视角
根据认知语言学理论,语言中的不同概念范畴之间能够通过隐喻机制建立起联系,表现为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它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需要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领域里的联想。在这一机制作用下,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可由具体的“空间域”投射到“时间域”,进而投射到更抽象的“心理域”。维吾尔语中时制的易位对应不仅表明了说话者的时间视角,体现出其各类情态意义或语气;同样,我们认为,维吾尔语中时制也反映出说话者的心理视角。这突出反映在“动词词干+_ar/_ɛr/+idi”过去时的用法上。当它用来表示无疑而问或在假设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时,这时句中动作并不表示真实过去时,所表达的仅仅是对过去可能发生的行为的一种估计、虚构或愿望,其语法意义通过隐喻投射,从单纯表示过去时间拓展为表示人们之间亲疏关系的心理距离。如:
(11)kim berɛtti,heʧkim bɛrmɛjdu.     (谁给呀,谁也不给)    
谁   给     谁      不给                
(12)kim bolɑtti,heliqi qama tumaqliq ʧɑjɑn bolmamdu.
 谁   是    那个 水獭 皮帽子  蝎子    是
                             (还能是谁,就是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蝎子)
(13)u bu jɛrdɛ bolsa, qandaqla bolmisun birɛr amal tapqan bolatti.
他 这 地方 如果在 不管怎么样      某一个办法 想
                                (他要是在这儿,好歹也能拿出个主意。)
(14)mubɑdɑ u bilɛn øj tutup qɑlsɑm,uʧɑʁdɑ turmuʃimiz bir ømyr χuʃɑlliq iʧiɖɛ øtɛtti.
倘若  她 和    结合         那时(我们的)生活 一辈子 快乐   中 度过
                          (要是我能和她结合,那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会是很快乐的。)
可见,说话人由于视角出发点不同,对于同一客观情状可能会有不同的识解,从而反映为不同的语言表达。因为一个情景是从感知者的角度来感知的,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特殊的视角。视角或者以报道者或者以参与者为中心的表达法来传递,它可以是直接的、间接的或推理性的。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时间视角或心理视角表达,进而使话语具有了明显的主观性。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维吾尔语时制中体现的时间视角以及心理视角,也正反映了说话人遗憾、希望等态度和情感,诚如沈家煊先生所言,说话人的“情感”跟“视角”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很难分清楚[12],因此“情感”这一主观性内容,我们认为,维吾尔语时制中它不但和“情态”交叉,也是和“视角”这一内容相互渗透共同体现主观性的。
3.3情态表达
如前所述,维吾尔语中过去时和非过去时的易位对应体现出说话者的时间视角,但也可明显看出,此时它也隐喻性地体现出情态意义。或者可以说,正是为了体现一定的情态意义,实施有关交际功能,动词才会使用过去时而非将来时来表达将来的时间意义,使过去时和将来时间意义易位对应。此外,维吾尔语中过去时和非过去时的各语法形式不借助情态词语,也直接反映出各类情态意义,从中看出说话人对句子表达的命题的真值或事件的现实性状态所表现的主观态度。
3.3.1过去时
现代维吾尔语中每一种语法范畴是用一个独立的附加成分来表示的,虽然 “时”和“体”
的界限是可以分开的,但它们往往是结合在一起出现的。例如哈米提·铁木尔先生就在其著作《现代维吾尔语语法》中把动词的“时”范畴描写为“时—态”范畴。他认为“这一范畴是表达动作各种状态的‘态’范畴和表达动作或动作状态对各种时间属性的‘时’范畴的总和;是由‘完成态’、‘未完成态’、‘持续态’和‘愿望态’四种‘态’和‘一般过去时’、‘过去时’和‘现在时’三种‘时’的形式组合而成的”[13]。这样共形成九种“时-态”类。可以看出,其实哈米提先生是把“时”和“体”这两种语法范畴融为一体来描写、体现“时”范畴的。由于时体紧密相连,我们在论述时制中体现出的认识情态时,有的部分会涉及“体”的内容。
维吾尔语中动词过去时的形式各不相同,它们所表示的过去时意义也就不尽相同,体
现出的情态意义便有所区别。如倘若说“u oquʃni tyɡɛtti.”这个句子中的tyɡɛtti一词表示动作的完成是确定无疑的;但“u oquʃni tyɡɛtyptu.”这个句子中的tygɛtyptu可以看出动作的完成与否是不确切的,说话人并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毕业,而是从别人那儿听说的。此外,过去时不仅可以凭借助动词idi,而且可以凭借助动词ikɛn,表达的情态意义就有所区别。由助动词idi构成时,表示说话人对动作的发生与否是十分肯定的;由ikɛn构成时,则表示说话人本来并不知道动作的发生与否,是事后才听说的。如:
(15)momɑm wɑpɑt bolʁɑn ʧɑʁdɑ,meniŋ ɡødɛk beʃimʁɑ ɑtɑ-ɑnɑmdin ɑjrilʁɑn
        大妈    去世      时候     我的 天真   头      父母      分离 
wɑqittikidɛk qɑjʁuluq musibɛt ʧyʃkɛnidi.
时(好像) 悲伤   丧事     落                       
              (大妈去世时,我尚未成熟的心灵沉浸在失去双亲时的那种痛苦悲哀之中。)
(16)dɑdɑm ɑtuʃniŋ tiʤɛn deɡɛn jeridin ʁulʤɑ ʃɛhiriɡɛ pijɑdɛ ʧiqip,mɛtnijɑz hɑʤim
(我的)父亲 阿图什 提坚 叫做  地方  伊宁   市     步行     买提尼亚孜 阿吉
sɑrijiʁɑ ʧyʃkɛnikɛn.
客店    落                    
(据说我父亲是从阿图什的一个叫提坚的地方步行到伊宁市,在买提尼亚孜阿吉的客店里落了脚。)
     3.3.2非过去时
如前所述,维吾尔语非过去时的标志是_i/_j/_du,根据具体的语境可表示现在或将来的时间。在表示将来时间意义时,倘若以词尾_ɑ,_ɛ,_j(_ɑ/_ɛ均弱化成_i)结尾的副动词上附加人称词尾构成,则表明说话者对动作或状态的发生与否是非常肯定的,如:
(17)ʃu wɑqittɑ jɛrlɛr qurujdu,etizliqlɑr hɛjdilidu,bɑʁlɑr ʧɑnlinip,topilɑr jumʃutoludu.
那 时   土地 干     田地   犁      园   生机勃勃   土    使变软
                      (那时地干了,田犁了,园子生机勃勃,土也会变松软了。)
如若是由动词词干上附加形动词词尾_ar/_ɛr/_r,再附加人称词尾构成,则表示对动作或状态的发生与否是不肯定的,或者只是一种猜测、估计。如:
(18)u bilɡɛnni mɛnmu bilɛrmɛn.
他 知道的 我 也 知道     (他懂得的我也能懂。)  
(19)u jolʁɑ ʧiqti,bɛlkim ɛtɛ jetip kelɛr.
他 路 出发 或许 明天 到达    (他已经起程,明天或许能到达。)          
(20)jillar øtɛr,biz himalajiniŋ ʧoqqisiʁa ʧiqip,gyzɛl naχʃilirimizni  jɛnɛ ejtarmiz.
(很多)年 过 我们 喜玛拉雅 顶峰    登 美丽(我们的)歌曲 再 唱
          ( 多年后我们也许会登上喜玛拉雅山顶峰,再唱我们动听的歌曲。)
我们发现,人们在使用将来时的时候,更多地会体现出情态意义。究其原因,使用将来时时人们往往是根据目前的现实信息,对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诠释:可以是一种纯客观的未来要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是主观上估计其发生可能性的高低。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出现了认识情态问题。从语言的普遍性来考察,将来时很少单纯用于表示将来,而是多用于表示推测、意愿等情态,主观估计时间肯定或可能发生;而谓语动词的完成体在任何情况下却都不能同表示“将来”意义的时间词或副词出现在同一个句中,同样,动词的未完成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跟表示“过去”意义的时间词或副词出现在同一个句中,维吾尔语也遵循着这一共性,“由于完成体与过去时紧密相连,它们自然表示过去时”[14]。人类语言中的时间指示系统与情态(modality)指示系统间都存在着相互关系。
论述至此,我们也清晰地看出,认识情态能够表达说话者对命题及相关信息的主观态度,这无疑也表达出主观性中的情感内容;认识情态还能够体现说话者对叙述事件的参与程度,这自然又反映出说话者的心理视角。由此我们也可以说,维吾尔语中时范畴不仅是一个语义概念,也是一个话语——语用概念,单从形态和句法的角度解释往往是不全面的,其研究应显示句子平面与话语结构的相关性,我们对时制的理解要植根于话语之中。
 
参考文献:
[1][11][12]沈家煊.2001.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4):26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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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阿舒,女,1964--,教授,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
[2]刘明,男,新疆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3] 刘明:《关于新疆塔吉克族民族学调查的若干思考》,《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9,(3):1—4。
[4] 刘明:《大同乡阿依克日克村——延续桃源生活》,《新疆画报》,2009,(2):72—75。
[5] 刘明:《新疆塔吉克人水环境变迁与文化适应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9,(4):40—43。
[6] 刘明:《环境变迁与文化适应研究述要》,《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2):54—58。
[7] 刘明:《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水文化调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08,(6):90—98。
[8]李遐,女,副教授,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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